【文章推介】王子今︱“貘尊”及其生态史料意义

王子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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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貘尊”及其生态史料意义

作者简介

王子今，西北大学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事秦汉史、秦汉考古文物出土文献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5—13页。

摘要

上古时期青铜器遗存可见“貘”的形象。相关信息透露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多有变化。而“貘”在中原的消失,提示了生态史的重要转变。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西周“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也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关键词

青铜器; 西周; 貘; 生态环境; 野生动物分布

古来器物设计制作,有“制器象物,示有其形”的说法。器物形制仿象真“有其形”者,以植物为标本的,有“筩”“筒”“瓠”“蒜头”等。以动物为仿象对象的,多见模拟“犀”“象”“牛”“虎”“鹿”“鱼”“鹰”“鸮”“雁”“孔雀”者。有关“犀”“象”“梅花鹿”“孔雀”的文字记录和文物证明，反映了这些野生动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是可以看作生态史料的。其中仿拟动物形象创作的器物与画象,或许有更值得重视的文化价值。

青铜器器形的仿生意向,为较宽视野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与鸟兽相关的社会意识。相关信息透露出生态环境史的某种动向。例如“貘”形象的存留,就值得我们关注。“貘尊”的发现,可以透露黄河中游文明发育的历史信息。“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关系。上古时期青铜器遗存可见作器仿象“貘”的造型。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曾经发生了情节复杂的变化。而“貘”的消亡,提示了重要的生态史转换的动向。其情节,现今或难以作全面具体的说明。我们看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应当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

“貘”的青铜器“象物”造型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2006年出土青铜器“貘尊”(见图1),有学者认为“提供了古代生物的珍贵信息,也提供了研究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重要物证”。据山西博物院藏品列表介绍,“短颈,圆眼,圆形大耳,鼻稍长,短尖尾,四足粗壮,背部有盖,鸟形钮,通体饰麟纹”。又言及:“貘为哺乳类动物,似猪似象似熊,在距今100万年到1万年之间广泛生存于温暖湿润的环境。目前在东南亚尚存它的近亲——马来貘。西周青铜貘尊在横水发现,说明当时中国还有貘类生存。”

另一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西周青铜器应当也是“貘尊”。孙机称“东周貘尊,赛克勒氏藏”者,可能正是这件器物。

与绛县同属于黄河中游地方,纬度约低1度的陕西宝鸡茹家村西周墓出土的“貘尊”,也是同样的器物(见图2)。发掘简报称作“羊尊”:“羊形。器身饰变体凤纹,盖有虎纽。”

图1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出土貘尊

图2 陕西宝鸡茹家村西周墓出土貘尊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所著录“遽父乙象尊”,以为仿象“象”的造型。此尊收入《商周彝器通考》,对于器形(见图3，7页)有如下记述:“鼻下垂,凿背安盖,尾曲下连于腹若鋬。腹饰鳞纹。” 然而正如孙机所指出的,“实际上所塑造的是一只惟妙惟肖的貘”。恭王府博物馆藏被称为“象尊”的青铜器,有研究者根据其形制,并比照其他几件貘尊,正名为西周貘尊。从图版观察,这件器物可能正是“遽父乙象尊”。

弗利尔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仿象“貘”形象铸作的青铜器,用途和器名不详，均出土于山西。一件为东周中期,一件为东周晚期。器形与“貘”的关系是大致明确的。弗利尔美术馆藏一件可能可以称作竿顶饰的青铜器(见图4，7页),很可能仿象的也是“貘”。

西周青铜提梁卣构件

所见“貘”的头部表现

山西青铜博物馆藏目云纹提梁卣,出土地应当在山西，年代为西周,由山西公安机关移交。提梁两端铸“貘”的头部象形(见图5，7页)。

有的学者指出：“西周时期少量提梁卣的系,其首为貘,其身为菱形花纹的龙身,即是貘首龙身者。”所说的“其首为貘”,与此一致。陈梦家编著《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其中若干件“提梁卣的系,其首为貘”。如编号为A601、A614、A615、A617、A618、A621、A623、A626、A627、A628者,皆是如此。似乎并非“少量”。

这很可能是西周青铜提梁卣制作的一种通式。有些提梁的兽头“系”“首”,从唇吻部看,虽然并非典型的“貘首”,其形态风格也是类似的。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一件称作“牛首”的青铜器附件(见图6),其实也是“貘”的头部造型。日本学者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较早注意到这种动物形象是“貘”。这一认识,对于通过野生动物分布考察生态环境史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图3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遽父乙象尊”

图4 弗利尔美术馆藏青铜貘形竿头饰

图5 山西青铜博物馆藏目云纹提梁卣

图6 弗利尔美术馆藏青铜器貘首形附件

“貘”的先秦文字学信息

根据丁山的考证,指出金文中有“貘”字。《邲其卣三器铭文考释》一文注意到“亚”字中动物形象,或说“虎形”,或说“犬形”。丁山写道:“亚,唐兰先生尝释为侯亚,……亚中图画文字,从犬,从日在茻中,当是獏字,即貘之或体。”又引《说文》《尔雅·释兽》等关于“貘”的内容予以说明。丁山又分析:“今本《晋语》所谓‘鲜牟’,宜亦鲜卑声形俱近而误。即《穆天子传》所谓‘西膜’者,宜亦鲜卑之音讹;而膜之与獏,其音正同,则周代所谓鲜卑、鲜牟、西膜者,实皆靺鞨之祖;而商、‘亚獏’之胄裔也。《汉书·地理志》涿郡有鄚县。《后汉·郡国志》鄚县改隶河间国,均不详得名之由。山谓,鄚之为鄚,即商亚獏氏故地,在今河北任丘县北三十里。《史记·赵世家》所谓‘惠文王五年,与慈鄚、易’是也。《诗·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商之北国遗物,出于易县,则亚獏故土,宜在河间任城。”后来在齐桓公时代,“亚獏氏遂益北徙”。至战国中叶,“亚獏氏遂窜于荒服,一若为东北旧族”。

丁山认为,鲜卑即西膜,“西膜出于亚獏,亚獏本商之侯甸”。如果卣盖上这个符号确如丁山所说：“亚中图画文字,从犬,从日在茻中,当是獏字,即貘之或体。”则“獏”即“貘”字在金文中的存在,对于生物学史和生态环境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丁山以为图中的“犬”,指示其字“从犬”。其实从此动物造型唇吻向下延伸的形象看,似乎已经描绘了“貘”的体态。

有关“貘”“獏”“膜”“鄚”,乃至“鲜卑、鲜牟、西膜”和“靺鞨”的民族地理学讨论,给我们有意义的启示。但是相关论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以提供可靠的实证资料。

曾侯乙墓简中的“貘”,原字从“鼠”。整理者指出:“简文‘貘’”“所从‘豸’旁”。“原文均写作‘鼠’。古代‘豸’‘鼠’二形旁往往混用。”

罗小华指出：“‘貘’,亦见于包山简和望山简。”他提示,包山简“豻貘”(271)、望山简“貍貘”(2-8)、“貍莫”(2-6),“貘”“莫”,有学者以为动物“毛皮”。曾侯乙墓“貍貘”(2)、“貍莫”(36),意义也是相同的。分析相关文字学资料,罗小华认为,“楚简中的‘虎貘’‘貍貘’‘豻貘’‘貂貘’,分别指用‘虎’‘豻’‘貂’‘貍’等动物的皮毛与獏皮一起制作物品。曾侯乙墓简1、65中的‘貘聂’,则是指单用貘皮制作缘饰”。

汉代及以后有关

“貘”的图像资料

汉代画像中有关于“貘”的图像资料。罗小华引据孙机的论著,在“遽父乙尊、宝鸡茹家庄出土貘尊、神面提梁卣等西周铜器中的貘造型,美国赛克勒（Arthur M.Sackler)医生所藏的东周铜器中的貘造型”之后,有“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县西户口汉画像石中的貘,以及江苏金坛出土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孙机认为,这些文物资料诸多生物学特征,“均与马来貘相合”。罗小华以为:“这些貘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逼真,可以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于马来貘的形象具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所见“貘”,左侧有人喂食,似乎是豢养的宠物。这体现出人与“貘”的关系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而山东滕县西户口汉画像石所见“貘”,与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出土青铜器“貘尊”身体纹饰非常相似,应为前引山西博物院藏品列表介绍文字所谓“通体饰麟纹”,容庚描述“遽父乙象尊”所谓“腹饰鳞纹”之“鳞纹”。

汉代相关资料,又有曹操高陵出土3件所谓“陶动物俑”。发掘报告执笔者以为“均为熊的形象”,并“推测它们是器盖上的纽”。图版提供了2件实物照片,从形象特征看,似乎并非“熊”,可以判断是“貘”的陶质模型。

《尔雅翼》卷一八《释兽一》“貘”条曰:“皮辟湿。寝其皮,可以驱瘟疠。”又说:“唐世多画貘作屏,白居易有《赞》序之。”白居易《貘屏赞并序》,序文说“貘”“生南方山谷中”,大约唐代“貘”在南方仍然生存。白居易写道:“寝其皮,辟温;图其形,辟邪。予旧病头风,每寝息,常以小屏卫其首。适遇画工,偶令写之。按《山海经》,此兽食铁与铜,不食他物。”赞文曰:“邈哉其兽,生于南国。其名为貘,非铁不食。”所谓“此兽食铁与铜,不食他物”以及所谓“非铁不食”,暗示人们对“貘”的动物学知识的早期积累,很可能在青铜器普及、铁器初步应用的年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貘”条说:“唐世多画貘为屏,白乐天有赞序之。”以为“画貘为屏”是“唐世”生活史和美术史的普遍现象。

1970年8月，江苏金坛出土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是稍晚期表现“貘”的文物，年代为三国时期，“貘钮”形象鲜明。然而资料发表者以为“鼠纽”:“鼠纽(鼠形、有翼、短尾,可能就是《山海经》上所说的‘飞鼠’)。”孙机正确地定名为“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

内蒙古兴安盟博物馆藏元代景德镇青花貘纹碗,“是我国截至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中唯一一件以‘貘’为主题纹饰的瓷器”。在这件器物的制作年代,不仅中国北方已经没有“貘”生存,在景德镇附近地方,可能已经很久看不到“貘”了。这件器物,是“貘”的图像资料发现地处于最北的一例。其出现,被解释为“貘”是“瑞兽”,是“吉祥的奇兽”,传说中具有避瘟驱邪的能力,代表了太平盛世,象征吉祥之意。这样的解说需要提供实证。而前引白居易所谓“寝其皮,辟温;图其形,辟邪”，或有参考意义。

我们认为,“貘”的形象的艺术性存留,体现了古代社会意识中有关生态史现象的遥远记忆。

“貘”的动物学原型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司马相如赋作,言“兽则旄獏犛,沈牛麈麋”。裴骃《集解》引郭璞曰:“獏似熊,庳脚锐头。”司马贞《索隐》引张揖云:“獏,白豹也,似熊,庳脚锐头,骨无髓,食铜铁。音陌。”扬雄《蜀都赋》亦曰:“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兽则麙羊野麋,罢貘貒,……。”也说到了“貘”。

《说文·豸部》:“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从豸。莫声。”段玉裁注:“即诸书所谓食铁之兽也。见《尔雅》《上林赋》《蜀都赋》注《后汉书》。《尔雅》谓之白豹。《山海经》谓之猛豹。今四川川东有此兽。薪采携铁饭甑入山。每为所啮。其齿则奸民用为伪佛齿。”“字亦作貊。亦作狛。”关于“佛齿”的说法可能来自《本草图经》:“今黔、蜀中时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为所食,其齿以刀斧锥锻,铁皆碎,落火亦不能烧。人得之诈为佛牙、佛骨,以诳里俗。”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貘”条:“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为所食,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其齿骨极坚,以刀斧椎煅,铁皆碎,落火亦不能烧。人得之诈充佛牙、佛骨,以诳俚俗。〔时珍曰〕世传羚羊角能碎金刚石者即此,物相畏耳。按《说文》云：貘似熊,黄白色,出蜀中。《南中志》云:貘大如驴,状似熊,苍白色,多力,舐铁消千斤,其皮温暖。《埤雅》云:貘似熊,狮首犲发,锐鬐卑脚,粪可为兵切玉，尿能消铁化水。”

有学者指出,根据郭璞的意见,“人云亦云,附和响应”,形成“大熊猫在古代叫貘”的认识。这一认识是合理的。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前引《说文·豸部》已经说“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则“大熊猫”误会的最初发生可能早于郭璞。不过“貘”可能确实稍晚仍生存于“蜀中”。

《王力古汉语字典》“貘”字条引《说文》《尔雅·释兽》及郭璞注,言:“所述有似大熊猫。”有学者认为,郭郛《尔雅注证：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历史记录》(以下称《尔雅注证》)第十八章引郭璞说,也以为“大熊猫古称貘”，这应当是误解。郭郛《尔雅注证》第十八章《释兽》写道:“白豹(panda)、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us),古称为貃(狛)(bō),曾以貘、貊、貉混用。”同时又指出:“貘是貊、貃、水(滨)貘;白豹是大熊猫,即貃、狛。”明确将“貘”与“白豹”相区分。但是这里对古文献所见“貘”的物种判断仍然并不明朗。

《中国动物志·兽纲》“大熊猫科(Ailuropodidae)”也写道:“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大熊猫颇多了解。据考证大熊猫古名为貘。《尔雅》有‘貘、白豹’的记叙,是为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许慎著《说文解字》(100—121)中,也有‘貘似熊,黄白色,出蜀中’的记载。晋朝郭璞的《尔雅注疏》(276—324)中载有‘似熊而头小脚庳,黑白驳文,毛浅有光泽。熊舐食铜铁及竹骨蛇虺,其骨节强直,中实少髓’。他指出貘体色黑白而能食竹的两大突出特点,截然有别于其他熊类,从而使貘的描叙达到正确无误的科学水平。在我国古籍中,郭璞为准确的记叙大熊猫的第一人。(高耀亭,1973年)”

《汉语大字典》释“貘”字取两说,一为“兽名”,书证为《尔雅》及郭璞注、宋罗颐《尔雅翼》等说。二为“一种形似犀,但鼻端无角,较矮小的兽”。又写道:“属哺乳类貘科动物。高约1.05—1.15米,长七八尺,重250公斤上下,尾短,几乎不见,鼻端向前突出很长,能自由伸缩。皮厚,毛少,身体中部灰白色,其余各部黑色。前肢四趾,后肢三趾,栖于密林多水处。善游泳,遇敌则逃入水中。食物以嫩芽、果实、树叶为主。可以养驯,肉可食,据云味美。产于马来、爪哇、南美等地。”郭郛《尔雅注证》第十八章《释兽》写道,郭璞注所谓“貘”,“可能是貘属(Tapirus)一种,原产中国,现见于东南亚、中南美洲。奇蹄目,貘科。形似犀,较矮小,鼻与上唇延长,能伸缩,四肢短,前足四趾,后足三趾,栖于水泽地带,善游泳,主食嫩枝叶。郭注‘皮辟湿’类似此兽特性。现在中国已无此兽踪迹,……”所说即《汉语大字典》释“貘”的第二说。这样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貘’到底是何种动物”,有“熊猫”说,亦有否定的意见。孙机的判断我们是赞同的:“我国古代所说的貘,就是现代仍然生存在亚洲的马来貘;而不是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古代说的貘是指熊猫而言。”

“貘”作为生态史见证的意义

对于中国古代气候变迁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竺可桢,提示我们重视殷墟遗址出土马来貘化石的意义:“这个遗址在19世纪末被发现,1918年以后开始系统发掘。这里有丰富的亚化石动物。杨钟健和德日进曾加以研究,其结果发表于前北京地质调查所报告之中。这里除了如同半坡遗址发现多量的水麞和竹鼠外,还有貘(Tapirus indicus Cuvier)、水牛和野猪。”同号文、徐繁的论文也明确说到“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马来貘遗骸”。罗小华据此以为“楚简中的‘貘’”“指的就是马来貘”。他指出：“时间上,不仅在殷墟遗址中有马来貘的化石出土,而且在西周至汉代文物中又保留有马来貘的形象。空间上,马来貘能在中国古代的河南、山东一带生存。”这一说法,根据绛县和宝鸡出土的青铜器物证,可以推知“貘”的生存空间“河南、山东”之外,应当也包括陕西、山西。按照丁山的意见,可能到达纬度更高的“北国”。

从《中国动物志·兽纲》“大熊猫科(Ailuropodidae)”所谓“据考证大熊猫古名为貘”到郭郛《尔雅注证》第十八章《释兽》郭璞注所谓“貘”,“可能是貘属(Tapirus)一种,原产中国,现见于东南亚、中南美洲”,显然体现了动物学史的科学进步。关于“貘”的认识的提升,是以考古文物工作的收获为重要条件的。

动物考古学理论有这样的支点,虽然“多数生物群落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空间界限”,然而“一旦压力加大,特别是气候变化,动物个体或其种群和群落就会调整分布格局,从本质上讲,通过它们的分布格局择优选择栖息地”。“外在的环境因素(如气候),内在因素(如生长和繁殖)影响着栖息地选择的改变。”“动物种群的栖息地或生境选择分布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理解栖息地选择对解释人类的经济模式也至关重要。”

“貘尊”等青铜器的发现,说明这些器物制作的年代,黄河中游气候温暖湿润,野生动物的分布有与现今明显不同的形势。当时与“貘”共同生存,同“貘”保持亲近的人们的生存环境,我们通过“貘尊”等文物提供的信息,可以有所理解。而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则对“貘”的“分布格局”产生影响。除了农耕生产的发展会导致“貘”自然生存空间的缩小之外,以追求“貘皮”为直接目的的猎杀也会导致“貘”的数量显著减少。据《尔雅·释兽》载:“貘,白豹。”郭璞注:“皮辟湿。”《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均传》记载,唐初名将薛万均、薛万彻都多有军功。“万均后官至左屯位大将军,累封潞国公而卒。”万彻“召拜右武卫大将军”。“太宗尝召司徒长孙无忌等十余人宴于丹霄殿,各赐以貘皮,万彻预焉。太宗意在赐万彻,而误呼万均,引怆然曰:‘万均朕之勋旧,不幸早亡,不觉呼名,岂其魂灵欲朕之赐也。’因令取貘皮,呼万均以同赐而焚之于前,侍坐者无不感叹。”这则记录,列于《册府元龟》卷一四一“念良臣”题下。这一体现君臣亲近关系的故事,也告知我们“貘皮”曾经作为高等级生活消费品的事实。其贵重,应与前引白居易语“寝其皮,辟温”,《尔雅翼》“皮辟湿”及“寝其皮,可以驱瘟疠”,《本草纲目》“貘皮,寝之辟疠”的意识有关。

对“貘皮”的需求,很可能是影响“貘”生存条件的重要原因。关于后来“貘”的分布,前引白居易说“貘”“生南方山谷中”,又说:“邈哉奇兽,生于南国。”《尔雅翼》的作者罗愿写道:“今黔蜀中时有之,……颇为山居所患。亦捕以为药。”《太平御览》卷四引《山海经》曰:“崃山,江水出焉。”注:“有九折坂,出貘,似熊。”明人邵宝《貘皮行》诗,序文说:“成化癸卯冬,予伺春试于京邸,茹新宁自蜀来觐,假我貘皮一。寝处者两越月而还之。盖至于今正德乙亥三十有二年矣,而犹往来于怀也。”予友人用于“寝处”的“貘皮”称“假”,需要归还,可知其珍贵。其诗曰:“客从巴东至,遗我一兽皮。观之非虎非熊羆,三十年前尝见之。貘哉貘哉古白泽,蜀中诸山多窟宅。……辟邪亦祛湿,此语自古闻。今夕何夕来吾门?貘乎貘乎汝诚武,吾将高坐论斯文。”可知唐代“南方”“南国”仍然有“貘”活动。直到宋明时期,“貘”在“蜀中”等地仍有零星生存迹象。它们因“山居”者所“捕”,逐渐减少以致消失。当然,这些有关“貘”的信息是否熊猫的误识,目前我们尚未可确知。